7月18日，王旭明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作为国内比较有个性的发言人之一，王旭明在任时曾饱受争议，经常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有评价说：“他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干5年，已经是奇迹了”。王旭明也被一些记者“整”过，但他和很多记者却是最好的朋友。在他离职的消息被披露后，有记者在博客上撰文，称他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王旭明时代谢幕了，5年的发言人经历，想必王旭明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算不算华丽转身？但不管如何，王旭明以率真和个性留给公众的是清晰的背影，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但王旭明这个独特的前新闻发言人，不会从公众的视野中淡去，因为发言人制度仍需起步。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25年，回望整个发言人制度历程，不能不提2003年的SARS事件。如专家所称，“因为SARS封锁信息，政府形象、声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这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如今，中国基本建立了一个国新办、各部委、地方省市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应该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确立，但仍有改善之处，尚与公众预期有一定距离。对此，连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也颇为担忧：“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形象工程‘，有的部门和地方的发言人名单一公布，并无后续，发言人不发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而新闻发言人再度垄断信息，躲避记者，或者总是无可奉告，使新闻媒体原本很困难的采访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一情形下审视王旭明的言行，恰可发现他的价值所在。他不敷衍，不伪装，不顾左右而言他，连发怒都那么真实，而且他不躲避记者，他甚至主动约请记者。在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官员要低调的背景下，他高调，直率，健谈，敢于表达个人好恶，不像一些人为了使发言保持滴水不露，将想法隐藏内心。而这些正成了不少人留恋王旭明时代、不少人欣赏王旭明的直接原因。比如，国新办原主任赵启正就毫不掩饰对王旭明的赞赏———“我感觉他(王旭明)对新闻发言人这个工作很热爱，并且全心全意地投入。他不仅有思想和激情，也比较直率。”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发言人满足于做政策的传声筒，王旭明算是一个例外，而这正是王旭明的可贵之处。

　　王旭明曾经夫子自道，“好的新闻发言人是稀有动物”，“在中国做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特别不容易”，“新闻发言人是高风险行业”，相信这些话不是矫情，而是基于现实体验后的价值判断，而这正从侧面验证了发言人制度仍有改进的巨大空间。王旭明甚至还直言不讳地称，“我的榜样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他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立场是国家的，语言是自己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官员的立场是政府的，语言也是政府的。”

　　王旭明是一个孤独的个案，所以他的转身更凸显他存在的价值，但应该承认，王旭明作为发言人并非完美无缺，别的发言人即便具有他身上所有的优点，也不等于就是一个真正的发言人了。因为发言人制度设立的初衷并非仅要发言人直率、敢言、感情丰富，他最大的目的应是保证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比如美国，早在1966年就制定了涉及知情权的重要法律《信息自由法》，该法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公布详细规章，保证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规定对拒绝提供情况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对任意拒绝提供消息的官员实行罚款等手段，杜绝来自官方机构的拖延和阻挠。据报道，如今，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甚至连一些企业也设立了专职的新闻发言人。

　　如今，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公众对发言人制度寄予了更强烈的厚望。一些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完善发言人制度，比如深圳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问责制，各级新闻发言人要敢于直面媒体和公众，对社会关切不回避，对媒体咨询不推诿，对重大事件不失语，对热点问题不搪塞；认真履行职责，不准说假话，不准无故拒绝采访，不准对社会舆情熟视无睹，要以及时准确的发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一言以蔽之，保障公众知情权已成时代趋势，也是上上下下的共识，只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一个王旭明转身了，才会有更进一步的王旭明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