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边，一些小老板，自认为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大手大脚，花销起来根本不节制。又一位男同胞，我非常熟悉他，平时上下班几乎都是打的，抽烟眼下已是非中华不抽。而且为了让别人感觉他很有钱，也养成习惯，平时从出租车上下来，在单位门口走一段路，因为路边有一排店铺，他走路喜欢把中华烟与一个打火机（据他说，是一种进口的价格一百多元呢）拿在手上招摇，引得路边店铺里的一些店主，眼里不是羡慕，就是嘴边“啧啧”感叹。


　　一条短裤，据他介绍也是名牌，花上千元买的（但这种价位，我有点怀疑）中午，有时要一份带烤鳗的快餐，25元一份，也就吃一半；或到附近饭店炒几个菜，吃不了就扔了。毫不可惜。


　　还有一个女孩，从学校出来后，也与别人一起搞过什么经营，也算混了一个小老板。其实，她年纪也不小了，但比我小得多。她不住市区，如今改行，从下面一个县级市，应聘到我们单位上班，已有一段时间了。但她很少单独出去接触客户，也不关心写稿的事。客户有什么庆典活动，她倒乐意去跟着参加。有活动，就有一顿吃喝，还有一份礼品到手。这个活儿的确是个好活儿，不管是谁，一般都愿意到场。


　　平时，她就窝在办公室。不用我分析，这大夏天，谁不怕热、怕晒太阳？坐在空调屋里，温度保持在22度，多舒服啊。


　　坐在办公室里，吹着22度的冷空调，身上一点不出汗，衣服穿得很宽敞、蓬松，同样一点不沾皮肤。面前是电脑，电脑里是情节没完没了的韩剧，手边还有《时尚健康》、《瑞丽伊人风采》女人类杂志。但开始租房子，我以为一个女孩刚到我们单位，挣得钱不会太多。最好是与他人合租，这样省钱。但她要单独租房。如今，本地租房费用比较高，一般的老式小套房子，每个月也要700——800元。

　

　　我心软，提出自己老家有一个旧房，老是老，不中看，但里外打扫收拾一下，还是能住人。我想为她免费提供帮助，不需要她一分钱，白送给她住。她问我，在哪里？我告诉她，路程是远了一些，离上班的地方大约有7公里。当然，如果买个公交车月票卡，早晚各坐一趟车，一次不过半小时。两边站头都在旁边，应该很方便。


　　我以为这个女孩，肯定很乐意住自己那个老房子，而且不花一分钱居住，很可能还要感谢我一番。但我马上又想到，她自己有一辆代步小车。有小车，那就更方便了。现在，有些年轻人自己有车，可住在市中心，车子飚不起来，觉得不过瘾，有时还特意去郊外去“飚”呢。谁知，她让我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话后，她摇头，表示太远了，自己不能受这份累。她说了，最近自己在找房，已经谈了一家，每月房租1800元。

　　乖乖！我差点舌头掉出来。一个女孩干嘛要这么讲究，一个月要花上1800元，就为了居住一下。


　　这时，我突然想起，最近自己在扬子晚报国际副刊上，读到的一篇《穷人富人》的海外见闻。读后，我很有想法。作者朱淑清的女儿在新西兰。她在那里，所见所闻，心里也是别有一番感受。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她是这样写的：


　　“女儿公司的老板丹尼斯夫妇该算得上是富人了吧？他的公司是新西兰极具规模的大型电脑图形设计制作公司，拥有许多世界名牌标志的加工特许权，生意兴隆。他家住的是海景豪宅。”


　　“可这夫妇俩从外观到生活习惯上则是完全看不出所谓“富人相”的，老板娘通常一吃完饭就旁若无人地将勺子、碗碟舔得干干净净；公司加班，老板买来比萨犒劳员工，可大家吃完后，即使剩下一点比萨皮，他们也会打包带回家。一次，一位菲律宾籍刻字女工买来一包薯片当零食，一不小心翻倒在桌上。这位小姐有洁癖，立刻把薯片捡走扔掉。老板丹尼斯马上喝住：“我来吃！”于是他把桌上，连带掉在地上的薯片统统捡起来吃掉了。”


　　我不敢奢想，这个女孩能像这个新西兰老板娘，“通常一吃完饭，就旁若无人地将勺子、碗碟舔得干干净净”。也不敢想象前面谈到的那个小老板，能与那位老板丹尼斯一样，发现手下员工将薯片一不小心翻倒在桌上要扔掉，马上对她喝住：“我来吃！”于是他把桌上，连带掉在地上的薯片统统捡起来吃掉了。


　　我在想，他们即使有一天袋子里，没有一分钱了，可能也不会做出这等“丢人”的事，对于他们，面子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文章最后写道，在那个国家，判断穷人富人还真有点犯难。若在一些餐饮饭馆，更不能以一般世俗眼光来考量贫富。一个“气宇轩昂”，正在餐馆里大快朵颐的脑满肠肥者，倒可能是领政府救济金人士；而某个衣着朴素，就着一杯白水吃两片面包夹点蔬菜的干瘦老头，却保不准是个正享受着简单生活的富翁！

　

　　这就是国外大老板与国内小老板的区别。我觉得，这种区别，也就是一种国内与国外人与人之间思想的距离。但愿有一天，这种距离能够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