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8期的《中国性科学》杂志，刊登了国内首份农民工性报告。这份报告是绍兴市卫生局副局长张文卫，派绍兴市统计局调查队散发到800名外来农民工手中，然后总结出来的。报告中有一段数据令我特别惊讶，“参加调查的500人中，有51.2%的人受到过小姐的诱惑，而有22.95%的人想去找小姐，并且有15.82%的人接受过小姐的性服务。”（中国网11月14日报道）

　  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就农民工的性压抑、性饥渴、性犯罪等问题，呼吁国家和社会关注农民工。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上，有调查称，“性从业人员批量进入农民工工地”，许多“小姐”进驻工地，盯住了农民工的钱袋子。时过一年，张文卫对农民工的性方面调查结果出来，调查结果和以往数据相比，形势依然没有好转。

　　看罢新闻，心里直纳闷，15%农民工接受性服务,折射出了什么? （15%，其实按照调查来说，是15.82%。如果这个数据是被用于GDP增长，某些人肯定会四舍五入，但是用于农民工问题上，我还是算作15%吧！）

　　农民工，同样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们外出打工，夫妻同行的还好一些，至少能够解决夫妻之事。但是，夫妻不是一起出外打工的，那问题就难办了。记得曾经看过一条新闻，称某位农民工把生殖器塞到瓶子里自慰，结果拔不出来，最后不得不请医生。根据调查，发现超过80%的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只能依靠自慰来宣泄性欲(见2004年9月20日《工人日报》)。而除了自慰之外，有些选择对外人进行性骚扰，这份报告中就有数据称，“有54人表示曾经对他人进行了性骚扰。”最害怕的是，有15.82%的农民工接受过小姐的性服务。找小姐的同时，如果没有及时的注意性安全，就可能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因为2006年11月30日的《潇湘晨报》称，湖南农民工成第二大艾滋病感染人群。

　　性、农民工、性压抑、自慰、艾滋病。在百度上输入这些关键词，跳入眼帘的都是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新闻。关注农民工的性问题，从前几年的社会关注和媒体报道，而现在甚至成为某些论坛上的笑柄。真正关注农民工性问题，落到实处的，起到效果的，这样的新闻简直是微乎其微。 
 

　　修建民工夫妻房，给农民工发放避孕套，让他们过年过节多回家，和家人团聚，这些措施都是可行的。其实，这些基本措施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可是，甚至连这些小事，有关部门都没有去做好。

　　对于农民工，我们说得多，却做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