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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问茅于轼：为富人说话能避免贫富冲突吗
博客：佟平 - [查看博客原文] - 时间：2007-09-04 17:34

最近,博客中国召集众多国内一流学者和专家、针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有关“为富人说话”的有关言论、召开了一个“贫富分化背景下的为富人说话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茅先生做了主题发言和总结发言。尽管茅先生在发言中强调他的“为富人说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贫富冲突之外，可是我却发现他的“为富人说话”的观点在客观上起到了极坏的激化贫富对立情绪的作用，而且对于其发言中的许多观点，颇不以为然，这里就其中的大大问题与茅先生商榷，还望能有教于我，则万分感谢。
一，有必要纠正“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吗？
茅先生说，他感觉现在“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的情况太多，“因为帮穷人说话是得到大家赞成的，为富人说话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大家愿意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是容易得到报酬的，为穷人做事很难得到报酬”为了纠正这个现象，茅先生要替富人说话。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是正常的，不但不应该纠正，还应该继续坚持。在市场经济时代，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为他们做事，雇人为他们说话，雇人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穷人除了可以做事什么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社会道德良知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来为他们说话，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茅先生有什么理由要反其道而行之，来“纠正一下”呢？
根据我的观察，为富人说话所冒的风险是虚的，却可以得到许多实际的实惠，因为富人可以出钱以各种方式“鼓励”那些为他们说话的人。为穷人说话得到的赞美是虚的，但是却需要冒实际的风险，比如为富士康的打工者说话的两名记者不但被富人告到法庭，索赔千万，还被富人动用国家机器冻结了银行帐户，为穷人说话的律师不但得不到律师费还要自己贴钱进去，许多为穷人说话的记者遭到富人买通的黑手恐吓殴打等。
茅先生选择为富人说话，确实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二，因为有　“表面上为穷人说话”的人，所以就应该为富人说话？
茅先生为了论证他的“为富人说话”有理，对“为穷人说话”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他说：“我的观察根据就是这样子，很多为穷人说话，实际上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表现他对穷人的支持，这是很可恶的，实际上是害了穷人。”
现实生活中确实很难避免有假装为穷人说话，但是实际上是为自己捞取好处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确实有许多是真心为穷人说话办事的人。但是只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茅先生就把为穷人说话判定为“可恶”、“害穷人”，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试想，一个通过为穷人说话来害穷人的人，又能为自己捞取什么好处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表面上为穷人说话”的人，所以真正为穷人说话的人就更少了，那么理当呼唤更多的人来为穷人说话才是，你怎么反而以此为理由而鼓吹要为富人说话呢？
三，首先保护穷人违反平等原则吗？
茅先生为了论证他的“为富人说话”的正确性，在发言中提出了“首先保护穷人违反平等原则”的观点，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首先要保护富人，我也从来没有说过首先保护穷人，不能首先保护，都是一样的保护，因为你首先保护，这些人的权利更重要，这就违反了平等的原则，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得到额外的保护，变成特权，这种额外的保护都是有害的，不管穷人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面，在经济上对穷人和弱者首先实施保护是一条最基本的正义原则，我们甚至可以说，穷人和弱者受保护程度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把首先保护穷人最基本的生存权说成是“违反公平原则”，是一种对文明社会基本社会正义准则的践踏。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幸接受了茅先生的这种观点，那么百万富翁开着宝马车去领取“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证金”的现象就是值得肯定的，我们的社会也将会对待弱势人群更加麻木不仁，那些那些残疾穷人也将更加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优先照顾。难道这样才是茅先生所期待的“真正平等原则”吗？
四，政府对穷人和富人侵害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茅先生为了论证他的“为富人说话”的正确，把今天的富人和穷人说成是同样受到政府的侵害，他说：“中国最强的强势集团就是政府，政府对老百姓的侵犯，对穷人也侵犯，对富人也侵犯，对穷人的侵犯大家知道，拖欠工资，占用农民的耕地，不给足够的补偿等，对富人的侵犯报道比较少，但是我知道是相当多的，所以我说为富人说话。”
茅先生列举了穷人受政府侵害的例子有拖欠工资和占用耕地，可是茅先生似乎忘记了政府占用耕地的目的往往是为富人服务的，是为富人赚钱提供方便。茅先生似乎也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富人之所以敢于拖欠穷人的工资，是因为富人的拖欠行为客观上受到了政府的保护，政府没有尽到保护穷人的工资不被富人拖欠的责任。
茅先生列举了富人受政府的侵害的例子是政府官员对富人的苛捐杂税和吃喝拿要，可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茅先生不应该不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富人为此支出的所有的钱最后还是要落到穷人的身上。同时对富人了解比较深的茅先生也不会不明白，许多“政府对富人的侵害”是富人千方百计积极主动争取来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侵害”，富人才能从政府得到更多的回报。茅先生也不会看不到，许多腐败官员已经堕落为富人的走狗和富人的捞钱工具。
五，　“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得不到保障的”吗？
茅先生为了论证他为富人说话的正当性，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企业家我认为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企业家中间比较起来，是最艰难的，最得不到保障的，政府随时侵犯他们，他们处的环境充满着风险，但是过去的三十年里边，他们为国家的财富创造，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对这样一批人，我觉得我们需要保护他，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
首先，个人觉得，茅先生的这个描述，与事实相差太远，不错，资本家确实为创造财富做出了贡献，但是同样，穷人打工者也为创造财富做出了贡献。然而，富人可以充分地享受创造财富的成果，穷人却无法与富人分享创造的财富。
其次，根据我的观察，这三十年，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全世界得到政府保障最好、最充分的，甚至已经得到了过度的保障。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追求GDP，都追求发展经济是硬道理，都把招商引资当成是首要政绩指标，其结果使得企业家在政府的过度保护下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可以丧心病狂地制造吃人矿井黑心棉、可以胆大包天偷税漏税、制假售假、可以冠冕堂皇将国有资产化为个人资产等。三十年前中国的富人资本家几乎为零，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资本家所占有的财富已经膨胀到了一个天文数字。试问：这样的人间奇迹是“全世界最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中可能出现吗？
六，“保护富人，穷人才能致富”吗？
茅先生在发言中说：“我还有一个论点，要保护富人，穷人才能致富。”为了论证他这个观点，他举例说：“49年到79年把中国改造成为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现在有几千万的富人，全都是穷人变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富人，全都是穷人，全中国只有一辆私人小汽车，梅兰芳的，据说是周恩来特批的。北京就有几百万辆小汽车，全国有几千万辆小汽车，如果不让人致富，把富人看成敌人，谁还能致富，谁还敢致富，毛泽东把富人看成是仇人。”
首先，茅先生说49年到79年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的说法是不严谨的，也许那时候没有名义上的富人，但是实际上的富人权贵并不少。不错，也许当时全中国只有梅先生一个人有私人小汽车，但是当时全中国的小汽车成千上万并没有一辆是停止使用的，那些车被各种富人权贵所使用。唯一的不同是，梅先生的私人小汽车需要自己出钱买油雇司机，其他的富人新贵专用的小汽车是由全国的穷人为其出钱买油雇司机。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把所有的富人都看成是仇人，只要是反对他的人，不管富人和穷人都是他的“阶级敌人”。在那三十年里，受到打击的并不只是富人，而是“地富反坏右”，事实上连资本家都受到不同于富农的优待，尽管资本家比富农有钱得多。
其次，保护富人，只能使穷人更穷，不能使穷人致富。所以我认为“只有保护穷人致富，才能最终达到保护富人的目的。”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我觉得不是保护富人，而是保护穷人致富。事实上在邓小平发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讲话的时候，除了富人权贵之外，并没有民间富人，用茅先生的话说，“没有一个富人”，所以只有保护穷人致富，才能真正产生富人，才能真正促进财富的大幅度增长。
所以，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必要舍弃邓小平的保护穷人致富的精神，另外再搞一个什么特别保护富人的东西出来。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如果连弱势的穷人的财富都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强势的富人还有什么理由担心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护呢？
七，“保护富人可以避免贫富冲突”吗？
茅先生在发言中说：“我写这篇文章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我很担心我们这个国家再次发生贫富的冲突。所以，我要告诉全社会，富人也是需要保护的，穷人也需要保护，这是没问题的，不需要再说了，但是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富人也需要保护。”
正如前文所说，在政府的过度保护下，中国的许多穷人变成了富人，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变成了强势集团，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处于强势，也开始利用经济力介入政治，在许多基层，他们在政治上也已经处于了强势。
当富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强势之后，他们会本能地阻挡穷人致富，比如垄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没有了人为穷人说话，那只会迫使穷人采取激烈的手段去与富人抗争，那样的悲剧地球人都看到过。
为了避免那样悲剧的发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济学人，应该更多地挺身而出为穷人说话，同时教育富人，要将赚到的钱多拿点出来辅助穷人，要在为富人赚钱的同时也要想着为穷人也提供一个可以成为富人的机会和希望。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会乐心于慈善事业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让穷人也能够上好日子，也能有成为富人的希望，他们自己的富人日子才有能持续下去。
在中国富人已经处于如此强势的今天，我们的经济学家还要公然鼓吹为富人说话，这除了会进一步激发穷人的愤怒和对富人的对立情绪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富人即便失去了保障，也还可以下降为穷人，可是穷人一旦失去了保障，只能去死。
八，我们可以只为好富人说话不为坏人说话吗？
茅先生为了论证为富人说话的正当性，在发言中特别声明只是为“好富人”说话，他在发言中说：“我所说的富人主要是指凭自己诚实劳动致富的，不是贪污腐化的，这些人包括首先是企业家。”
从茅先生的这段话中，显然，茅先生是明确知道中国的富人中是有许多坏富人的，但是他却声明只为“好富人说话”，不为“坏富人说话”。这看起来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可是却经不起推敲，我们且不去问现实社会中怎样有效区别好富人和坏富人，我只想请问茅先生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学家公然鼓吹要为富人说话的时候，得益的是谁呢？得益的只是“好富人”吗？“坏富人”会不会同时因为茅先生的说话而得益呢？更加严重的是，既然好人茅先生可以鼓吹为好富人说话，那么被坏富人收买的泛走狗为什么不可以打着“为好富人说话”的金字招牌去为坏富人说话呢？
九，为穷人说过话就有资格鼓吹为富人说话吗？
茅先生为了论证他为富人说话的正当性，在发言中说：“这篇文章我也是随便写的，我主要的文章，大家有看过也许没看过，我主要的文章是为穷人说话。”
茅先生的意思非常清楚，那就是因为他已经为穷人说了很多话，所以他就拥有了为富人说话的资格和权利。个人觉得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妥。个人觉得，不管你为穷人说了多少话，都不能天然成为你为富人说话的资格和权利。这就好比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做了一百件好事就可以拥有做一件坏事的资格和权利一样。
十，穷国搞不了太阔气的社会福利吗？
茅先生还在发言中说：“随着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整个财富的增加，司法的公正，法律的完善，穷人的收入会提高的，其他的办法，我觉得只是补充性的，搞扶贫、救济、社会福利，因为穷国搞不了太阔气的社会福利，只有富国，所以财富的增加才是最要紧的。”
茅先生在这里为穷人开了一个空头支票，但是实实在在体现了为富人说话的精神，宣称政府不应该多在扶穷、救济、社会福利上增加投入。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富人不需要扶贫、救济、社会福利。
有趣的是，茅先生在文章中提供的相关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那就是穷国也可以搞不错的社会福利，而且能有效降低贫富差距。茅先生说：“我们看发达国家，他们的财富分配比较平均，中国最穷的10%和最富的10%相差10倍，其他国家除了南美和南非这些国家，都比我们低，像印度，只有4倍，日本只有3倍，美国是8倍，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
印度是与中国发达程度近似的国家，但是印度的贫富差距是4倍，而中国是10倍。这已经足以说明茅先生所谓“穷国搞不了太阔气的社会福利”是不能成立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将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低归结为没有钱是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为政府推卸责任的陈词滥调，根据我的观察，日本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如此小，关键在于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高，最大限度减少了“两代贫穷”人口的存在。日本从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搞全民义务教育，而我们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免费的全民免费教育。请问茅先生：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难道连一百多年前的日本还不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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